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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终南跨文化讲坛第11期:保罗·黑利教授重审人与技术的人性条件
时间:2018-10-11 09:15    点击:   所属单位:人文学院

(通讯员:戎培仁)9月27日晚七点,第11期论道终南跨文化讲坛在西电南校区信远二区106会议室举行。本期主讲嘉宾是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健康、艺术与科技系的哲学副教授保罗·黑利,他为西电师生带来了题为“重审人与技术的人性条件”的报告。讲座由哲学系王珏老师主持。

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进才产生的关系,我们社会的发展似乎就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得以表现,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化在一定意义上就代表了现代社会。但是这样的关系在海德格尔(Heidegger)看来却并非如此简单,譬如在《技术的追问》中,技术那种原先作为解蔽的本质在现代技术这里发生了转变,现代技术的解蔽不再是单纯的,这也是说解蔽的过程中某些独特的意义内涵被消解了,导致了诸如“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的事例。但更大问题是当我们要去将这样的”摆置“归属于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恰恰唯有人本身已经受到了“促逼”,才能让这样订造的解蔽成为可能。因此,面对海德格尔的思考,保罗·黑利教授首先从回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作为此在的人的内涵开始讲起。

保罗·黑利教授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阐明了人类生存的本体论特征,而不是成为本质主义的牺牲品,同时这些“existentialia”可以锚定我们与技术关系的参数。他对此提出以下论证,首先,“此在”(Dasein)在本体论上是独特的,并且它作为“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的存在,也是意义和关系系统的终极根源。“此在”不是独居着的,而是以置身于共在世界的方式向他人敞开,而我们与世界以及他人的关系本质上是(solicitude)和(care)。同样重要的是,时间性是人这个存在的组成部分,三种时间性的节律——未来,过去和现在——在它们本质统一中的汇合,构成了“此在”的原始时间性。并且有限的,历史的和情境的构成是我们独特的人类存在模式,譬如“被抛入”(thrown projection)和“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因此,作为“被抛入”,“此在”试图与其他人一起意识到我们自己最大的潜力,使得我们人类必须应对(navigate)和谈判(negotiate)我们与技术的持续关系。

因此对待海德格尔关于人与技术的思考,保罗·黑利教授对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他试图从“此在”这一个维度去拥抱技术,而不是审视和打量技术。因此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论题——论同技术建立自由关系的可能性。他认为这需要两个部分来说明这种可能性:其一是有可能有效地和创造性地利用技术来增进人类福祉;其二是与道德相关,以尊重人的尊严和正直的方式来助力于建立真实的群落(authentic community)和良好的管理方式(good stewardship)。虽然海德格尔并没有发展出一种伦理来辅助他对于“此在”的分析,但是一个按照之前的伦理进行解释依然可以完全成立。在此保罗·黑利教授提出来“能力的进路”(capability approach)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框架来探索他所提出的论题,换言之在“能力的进路”这个意义上,“此在”可以与技术建立自由的关系,当然这个探索也要沿着解释学的路线加以改善。

接下来,保罗·黑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何谓“能力的进路”。这个概念来自于Sen和Nussbaum,这种方法主要侧重于能力——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和所属环境,而不是实体或者资源,以此来决定人有能力做什么。换言之,“能力的进路”要求我们增强自身能力,也意识到自己的漏洞并尊重它。这样一来,它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了。它以人为中心,关心人类尊严和人类福祉的增进,是面对建立自由关系强有力的规范和发展能力的伦理框架。

由此可见,Nussbaum的这种方式是以人为中心的方式,面向的是人类可能性的拓展和能力的发展,以此来应对情境的约束。它也同样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伦理维度,主要关注的是“此在”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发展,这也使得它与Vogel所述的“此在”的道德观相一致,认为“此在”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可能性。但同时,这样的方式也有其弱点。首先,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是相对静止的和截然二分的,并没有全然考虑人类与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其次,这主要集中与个人身上,它不公正地将“此在”世界看待为一个内在的世界,因此需要通过与他人“真实的共在”来促进“真实群落”的进一步发展。

紧接着,保罗·黑利教授引发了对Coeckelbergh的人类增强取向的反思。虽然Coeckelbergh呼吁重新使用Nussbaum的HD方法,为人类的增强而服务,但是教授认为最好是把它看作是对HD方法的一个刺激,其目的是使它更符合一个“此在”的分析。虽然Coeckelbergh正确地提出来一种更加动态和互动的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但是他却在模糊它们的界限方面走得太远了。同样,需要关注的是维护和平衡我们的“存在的脆弱性”(existential vulnerabilities),而不是在超越人类一切的增强服务中否定或者超越他们。相对而言,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在技术文化中的嵌入性更应恰当地被概念化,而不是“共同构成”(co-constitution)。同样,Coeckelbergh的“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的行使需要平衡,这不仅要尊重人的尊严,还要关注人类的福祉和良好的道德判断。

最后,保罗·黑利教授重新审视了幸福(eudaimonia)和实践智慧(phronesis)。作为一种需要的对立,实践智慧必须超越对审美自我程式化的关注,以重新成为其最初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促进人类存在和繁荣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美德通常是由于执行最初起码是困难的行动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构成了一个适当的、必要的参考点,用于我们与技术的关系的概念化。因此,幸福和实践智慧构成了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尺度,用于评估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技术,以及与技术关系的可维护性、可取性和质量。

讲座之后,在场师生就对“自由关系”中“自由”的理解,教授关注点中对于物尊重理解的缺失,以及像“能力的进路”这样类似于技术治理的回应方式是否具有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保罗·黑利教授对此也进行了耐心地讲解,其对待问题严谨认真的态度,以及对待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令在座师生受益颇多,赢得阵阵掌声。

9月29日下午黑利教授又应邀来到哲学系与院系领导,以及部分教师代表进行座谈,深入探讨了未来进一步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黑利教授介绍他所在院系与上海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合作情况,并在这个基础探讨了将来与西电可能合作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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